百年对话的另一面：
中国建筑如何影响欧洲现代主义
丁力扬
Assistant Professor, Marywood University/PhD Candidat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作者｜丁力扬
编辑｜黄馨宇、Monica
“中国建造：现代建筑百年对话”展览从2022年1月28日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费舍尔美术图书馆和建筑档案馆开幕到今天已经整整3个月了。在展览即将结束的时候，宾大沃顿北京中心邀请策展人童明教授和林中杰教授等人在线上举办题为“建造当代中国”的讲座。我作为研讨嘉宾在讲座后向童教授提出一个我在参与策展过程中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当下针对现有成果现状的基础上，对于中西建筑文化交流这个大课题，接下来的研究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童老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他希望能够通过对比“现代性”更深层的“理性”特质的探讨进一步解释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建筑和同时期甚至更早的西方现代建筑之间的关系。笔者很认同这一观点。除此之外，宾着也思考过其他相关的几个研究方向。但是无论是什么研究方向，对这一课题研究的主要目标应该都是——就像Architectural Record在上个月发表的展览评论的题目所表达的——“建筑弥合中美之间的鸿沟”( Architecture Bridges the U.S.-China Divide)。正如“中国建造”展览呈现的，上世纪初东西方在建筑文化上的影响是相互的，这种互动本质上是一种“对话”关系。在一百年前，不只是中国建筑受到西方现代建筑——比如美国布扎体系——的影响。另一面的西方反过来也同样受到中国建筑和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在研究这种“对话”关系时，我们不仅要分析中国建筑是如何接受和改造西方现代建筑，同样也有必要讨论西方建筑师和建筑学者是如何看待和接受中国建筑传统的。这样才不会被“中西”或者“东西”这种界限分明的概念限制我们对建筑发展的理解。在这篇小文中，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梁思成、林徽因和它们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着手对保留下来的中国古建筑遗物进行研究和测绘。而在他们之前，一些外国学者，比如日本建筑学者伊东忠太就已经开始在中国对各种实物史料进行学术研究。伊东的研究不只是单方向的去了解中国文化；他希望对中国古建的系统研究能够反过来为日本国内的建筑保护提供参考。当然，除了伊东，英国的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瑞典的喜龙仁（Osvald Sirén）、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也在中国进行过探险式的考察，但是他们研究对象大多是佛经、文书、雕塑而非建筑。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学者的工作也激励了梁林等人加速进行中国人对自己建筑文化的研究。（注1）但很少人知道，其实在伊东忠太之前，已经有若干西方人对中国的古建筑进行田野调查。德国学者Heinrich Hildebrand （1855-1924）早在1890年代就开始对中国传统建筑进行调研。在1891年Hildebrand被普鲁士政府以“秘密政府建筑官员”的头衔派到中国后，成为清政府铁路建设发展的顾问。他不仅协助当时中国的铁路系统的建设，而且出于自己的兴趣，广泛调研中国建筑。Hildebrand利用1892年夏天休假的时间，对北京西郊阳台山的大觉寺建筑群进行调研，并于5年后出版了可能是第一部根据实地测绘成果而完成的关于中国古建筑群的学术著作——《北京大觉寺》（Der Tempel Ta-chüeh-sy bei Peking）。在调研过程中，Hildebrand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说，他当时手头没有照相机，只能靠文字和墨线图对建筑进行描述和记录。后来和Hildebrand合作的出版社的编辑Karl Emil Otto Fritsch （1838-1915）在另两位身在中国的柏林籍旅行者F. Henneberg和P. Gelpcke的帮助下，才得以对寺庙建筑和院落进行了拍照。这些照片被最终被收录到出版的书中。图：大觉寺总平面图（@Hildebrand, Tafel I, II）
图：大觉寺殿宇平面图（@Hildebrand, Tafel III）
图：大觉寺舍利塔测绘图（@Hildebrand, Tafel VII）
根据德国学者Eduard Kögel的分析，由于这两位原本在法院工作的德国人对建筑一无所知，而且大觉寺的和尚不允许他们进入寺庙室内进行拍照，最终的收录进书的主要是寺庙建筑外部和庭院局部的照片，所以大觉寺的建筑内部和全貌只得到进行了很有限的体现。（注2）Hildebrand遇到的另一个困难是大觉寺历史文字记录的缺失。尽管寺内的建筑体型尺寸各异，但布局和建造方式并没有太大的区别，Hildebrand无法判断这些建筑物的具体建造年代。而据Hildebrand说，寺内的和尚对寺庙建筑的历史也知之甚少。最终，他是靠寺庙里的五个现存的石碑上的文字，并通过汉学家Alfred Forke (1867-1944)的翻译，才得以了解到寺庙最初建造于1069年，也就是中国的辽代。之后在1428年，寺庙建造了一座新的大殿来取代坍塌的旧主殿，从那时起时再由宣德皇帝取名“大觉寺“。大觉寺在1446年和1476年经历了两次大修和扩建。由于除了石碑以外，没有其他的文字记载，Hildebrand判断他调研的构筑物直接反映了1476年的历史原貌。由于相关资料的不足，Hildebrand没了解到的情况是大觉寺在康熙（1720）和乾隆（1747）年间都经历过重大修缮。在Hildebrand之后，有关于中国古建最重要的实地调研来自于Ernst Boeschmann (1873-1949)。在1902年完成建筑训练并实践了一段时间后，29岁的Boeschmann随德军第一次来到中国。和Hildebrand一样，Boeschmann也非常重视对建筑的田野考察。他也选择了位于北京西郊的寺庙建筑群作为第一个研究项目的对象。他考察的是北京西山的碧云寺，并后来在德国建筑师协会的一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碧云寺的文章。在1906年和1909年间，Boeschmann第二次来到中国。这次，作为德国外交部门的文化代表，他在中国各处游历，考察了众多古建筑。通过这次旅行，Boeschmann积累了近8000张照片，撰写了几千页游记，绘制了几百张建筑画。图：Baukunst und Landschaft in China书中收录的建筑位置地图，1923
这些资料成为了之后Boeschmann进行有关中国建筑、景观和城市文化研究和写作的素材。这次中国行也重塑了他的研究主题。在这之后的25年间，Boeschmann发表了无数文章，出版了多本有关中国建筑艺术和宗教建筑的著作。1923年，他出版了也许是他商业上最成功的一本书——Baukunst und Landschaft in China。图：Baukunst und Landschaft in China一书封面，1923
这本书收录了近百张照片以及一篇简短的文字介绍。仅仅是德文版，就卖出了两万多本。它的英文版的书名——Picturesque China: A Journey through Twelve Provinces——明显更加商业化。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和他的另外几本关于中国祠堂、塔、陶艺的著作已经在近年内被翻译成中文并出版。图：Baukunst und Landschaft in China书中收录的陕西西安北门照片，1923
还毕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机会在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很多对中国建筑感兴趣的外国人只能在本国借助其他资料了解研究中国建筑和城市。这其中就包括德国人Rudolf Kelling。值得一提的是，Kelling的研究并没有给予Boeschmann的成果，他借助的主要是朱启钤1917年重新“发现”并于1925年再版的宋朝的李诫的《营造法式》。这一点和梁思成的研究经历有些类似。当Kelling还是德累斯顿技术大学的一名博士生时，他从一名中国同学那知道了这本书。随后，他把这本书做为主要的资料来源，完成了博士论文，并于1935年基于博士论文出版了一本题为“Das chinesische Wohnhaus”（中国住宅建筑）的书。他在书中解释了中国建筑的建造方式和设计原则。图：Das chinesische Wohnhaus”一书封面和插画，1935
可以理解的是，Boerschmann对Kelling的研究方法不以为然，因为前者认为后者完全没有对中国建筑实地考察的经验，对李诫的《营造法式》也只是一知半解，导致他的书中有些地方曲解李的愿意，甚至误用李的图解。但是不得不说，Boerschmann对Kelling的书的批评确实有些苛刻。要知道，毕竟就连梁思成也是在1925年之后才开始着手研究《营造法式》，并且也承认这部书像“天书一样，无法看懂“。梁后来不得不通过请教老工匠，加上长时间直接研究清代建筑，并通过先搞懂《清式营造则例》，才慢慢理解宋代的《营造法式》。图：Das chinesische Wohnhaus书中关于中国建筑屋顶类型的图示, 1935
总体来说，Boeschmann研究中国的角度和Kelling或梁思成的角度有所不同。Boeschmann更重视建筑内外空间和整体布局，而Kelling和梁更关注构造和建造技术相关的问题。这种区别不仅和他们的研究方法有很大关系，也来源于不同的学术背景。Boeschmann明显受到德国现代建筑理论（比如Gottfried Semper和August Schmarsow的空间概念）和新康德主义传统（比如Konrad Fiedler和Theodor Lipps的“共情”理论）的影响，更加关注人对空间的体验。他想要回答是中国建筑如何在自然和城市环境中定位，建筑群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如何理解中国“建筑和宗教的同一性”这样的问题。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他着迷于中国建筑室内外空间的转化，比如墙体的“透明性”和“借景”这些概念。这也是为什么当1934年Boeschmann第三次来中国并且和梁在北京见面之后，前者的研究并没有给后者留下深刻影响的原因。因为梁思成所受到建筑教育以及汉学家傅斯年和他弟弟梁思永这些学者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建筑观明显和Boeschmann不同，导致他对中国建筑的研究更重视对实物史料的考古。（注3）到了1940年代，当梁第二次访美之后，他的建筑观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也许和Boeschmann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注4）关于西方对中国建筑的接受和理解之一话题还有很大的展开空间。这篇小文只是中西“对话”的“另一面”的一个非常局部的展示。对于这段历史，笔者得益于Eduard Kögel关于相关话题的既有研究。相对于Kögel的聚焦于Boerschmann的研究，我们也应该把它置于更大的场景内、整体的了解二十世纪初西方对中国建筑文化的考察、研究、并接受的复杂过程。注1：见Justin M. Jacobs的The Compensations of Plunder: How China Lost Its Treasures （2020）。注2：见Eduard Kögel, Early German Research in Ancient Chinese Architecture (1900–1930), Berliner Chinahefte/Chinese History and Society.39 (2011): 81–91注4：关于这一话题，北京交大的曾忠忠老师将会在一篇发表在今年第二期《建筑师》杂志的文章中有更深入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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